本书以农民的视角，聚焦安徽农村，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财政改革的曲折过程。通过三年的实地调研考察。事实详实，分析合理。
本书开头以90年代几个农村的惨案开头。这些惨案都是由于村官以“三提五统” 为依据，横征暴敛为导火索。村民们或上访无门，甚至斗争中付出生命。这些惨案中，当事人生前大都沉冤，幸得披露才能昭雪。管中窥豹，这些披露的案件恐怕只是现实的冰山一角。
尽管农民群体在村中人数众多，但是在遭到不公待遇却称为被压迫的对象。究其原因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，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，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，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。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与政权相结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。
对于农村税收名目繁多，总量可观，农民负担沉重，无处申诉。根本原因还是乡镇财政需求大。乡镇财政空转，寅吃卯粮。各级政府年年都不切实际地把财政增长指标逐级下达。层层加码，上上下下自欺欺人，画饼充饥。
乡镇财政问问题原因如下：
- 政府部门的追求利益。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性很强的改革，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，部门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主体。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，与民争利就不可避免。
- 乡镇机构、人员冗余。乡镇机构精简——膨胀——再精简——再膨胀——大精简——大膨胀。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，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一样齐全。天上星多月不宁，地上坑多路不平，人间官多不安宁。
- 城乡分治。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国家通过财政、税收、价格、金融、信贷的政策倾斜，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。农民和农村要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再加上工农业剪刀差进一步压迫农民。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：“有同志希望尽快把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搞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现在剪刀差价已经占财政收入的30%，直接农业税不超过10%。如果直接交换，国家收入就会受到影响。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应该在人民中间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吗？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是以人为中心，还是继续以追赶为中心？
- 达标、形象工程。都江堰，安丰塘等古代工程历经千年仍至今造福人民。县乡选举三四年一届，干部变动岗位又太频繁。许多干部难以从长计议，一到任就搞现烧热买的“形象工程”。不仅不是勤政为民，而是拙政扰民。乡村欠债已经是全国性大问题，除了达标升级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。马路修宽，大楼盖高。屡屡受提拔的是这样的干部。是否吃祖宗饭，断子孙路，都不妨碍他成为典型与样板。中央机关不带头垂范，依然把国家无力办的事转嫁到农民头上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一场农税制改革拉开帷幕，但是过程一波三折。
历史上有很多有效的税制。唐代的“两税法”首开中国税改的先河，把繁杂的税种合并为田赋和地税两种。明朝的”一条鞭法“把田赋、徭役和各种杂税合并为田赋一种，折合银两缴交，地方官上交国库。清朝雍正实行“火耗归公”，税款统一上缴国库，中央在下拨一部分用于地方财政。
现行粮食定购体制问题，以及农村政府不断膨胀的问题，并非地方有能力解决。现在农村中提留收费办法随意性太大，本来就是一种多收多利的机制。收多收少又和基层干部的利益挂钩，导致孩农村三乱屡禁不止。即使朱总理1998年签发《粮食收购条例》，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能代扣代缴任何税费，但是国家财政不给地方拨款，地方只得阳奉阴违。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的同时也截断了粮食部门的利益。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，那就不能使所有人满意。
毛主席讲：“中国的事情别着急，慢慢来。”
之前的包产到户何尝不是一波三折。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不能分田单干，不许包产到户。四中全会放宽为不要，严禁改为劝告，对于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，不斗争，不强制纠正。三十一号文件规定深山孤门独户可搞。七十五号文件又放宽到三靠地区可搞。1982，也就是三年后，才明确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，全面放开。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：突破——修订——再突破——再修订，如此反复就是前进，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，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，这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。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，想一口吃成胖子，一步到位是行不通的，这就是中国特色。成败得失靠实践，是非利弊问群众。
农税改革同样一波三折。最终首先在安徽铺开“费改税”，分为农业正税和农业附加税。附加税不超过正税20%，并且由村民民主大会一事一议。
农民负担的减轻，意味着县乡财政缺口加大。安徽太和县一年少了将近一亿。当然也有乡镇政府的问题：干了不该干的事（过多参与市场），养了不该养的人（机构膨胀），花了不该花的钱（铺张浪费，花费过多）。
同时，农税改革本身还有不少问题
- 税赋欠公。地多贫农压力大，二三产业发达地区的农民没什么负担。
- 土地账面实际不符
- 农业特色产品税可操作性不强
- 计税价过高
税费改革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农民的增收机制。要农民富裕起来，农也就必须面对市场。只有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提高了，农产品真正变为商品，在市场上才能具有竞争力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民负担。